引子＊本文摘自《绍兴文史资料》第九辑—抗战八年在绍兴(1995年6月)，作者张履政。原标题《绍兴沦陷亲历记》因为此文作者张履政时任绍兴箔税局局长，一时疑惑——“锡箔”怎么会设有专门税局？以下摘选自网络——“锡箔：一场淘汰“夕阳产业”的百年拉锯战”，有兴趣的话，可以自行考古。锡箔纸是早年绍兴特有的一种手工业产品。在古代其主要用途是制作冥钱用以祭拜鬼神。烧锡箔（即烧由锡箔折成的纸银锭）的风俗一般传说与明朝朱元璋有关。清朝以后江浙两省就是锡箔的重要产地，特别是绍兴有“锡半城”之说，即锡箔收入要占到绍兴城一半财政收入以上。因为镇压太平天国运动，晚清政府国库空虚，1854年清政府决定在正常税收以外，征收厘金。厘金的征收方式既有大家比较熟悉的“设卡征收”，还有“认捐征收”。当时，上海共有8个可以认捐的行业公所，其中就有上海锡箔认捐公所。锡箔的认捐厘金制度，一直持续到北洋时期。北伐战争之后，南京国民政府成立，这是一个现代意义上的威权政权，有着重建国民-国家精神关系、改变国民信仰的意识形态上的企图心。向锡箔开刀，既符合破除迷信的意识形态，又能扩充财政收入，何乐而不为？首先盯上小小锡箔纸的是蔡元培。有鉴于北洋时期，教育部门沦为军阀争夺权力的场所，教育费屡屡被挪用，蔡元培提议建立“大学院”“大学区制度”，即教育管理机关与大学合一，实现教育与官僚政治脱钩。1927年7月4日，蔡元培出任大学院院长。当年10月，蔡元培提议“附加煤油特税”作为教育经费，接着，财政部新增设的锡箔特税“年交税款二百五十万两”，被要求全部划拨该院作为教育经费。当年11月，财政部派员在上海设立“江浙箔类特税征收局”，当时锡箔的税率为值百抽25。对于25%的高税率，锡箔业强力反弹。上海箔业公会向财政部呈请称：锡箔“表面视之，虽为迷信消耗，而相沿已久，实为劳工生活一大关键”，如果政府按25%征锡箔税，“不知置数十万工人生命于何地”？公会甚至放出了“谋生无路、铤而走险”，“对社会治安，影响极大”的狠话。1928年初，国民政府以统一全国财政为由，把大学院手中的锡箔税重新划归财政部，税率降为12.5%。同年10月，大学院被取消。至此，一场指望锡箔税拯救中国教育的“大学院”改革彻底失败。但很快，锡箔业又几乎遭遇了“灭顶之灾”，南京政府发动了一场声势浩大的禁卜筮、废淫祀、反迷信的活动。1930年3月，内政部颁布《取缔经营迷信物品业办法》，禁止锡箔、爆竹、冥币、香烛等迷信物品的生产和销售。1930年清明节，上海市公安局甚至加派警察到四明、徽宁、湖南等停厝的会馆公所，现场取缔清明焚化纸锞。锡箔业再次强力反弹，杭州箔业公会呈请内政部：在政府未筹有大规模工厂收容失业箔工之前，暂缓取缔。浙江省方面因为锡箔是本省的财政来源，且从业人口众多，并不积极贯彻南京中央政府的取缔迷信物品的政令。骑虎难下的蒋介石，于1930年4月7日的国民政府总理纪念周演说中，不得不公开表态：“在政府尚未筹有完善安置多数失业工人之工厂以前，主张暂缓禁止（焚烧纸灰）”。5月，国民政府发布第84号指令：以“商人所陈困难属实，准予暂缓执行”。1931年全国厘金裁废后，箔类特税被划为省税收入。江西、福建等锡箔产地都有征收所谓“迷信税”。抗日战争胜利之后，1946年8月南京政府公布《货物税条例》，重新将“锡箔及迷信用纸”列入征收范围，税率高达60%。之后“锡箔及迷信用纸货物税”成为南京政府一项巨额税收来源：1946年为3433万元，1947年高达9123万元。解放初期，新中国基本延续了民国时期的货物税制度，1950年1月，政务院公布的《货物税暂行条例》中，迷信品(锡箔、黄表、迷信用纸、神香、檀香)的税率已经提高到了80％。正文1941年4月17日绍兴沦陷，当时我任绍兴箔税局局长。早一天（16日）下午三时许，局中职员孙芳荣慌忙地跑来对我说，据箔铺放纸花的人逃回来说，日寇已在三江口登陆，正向绍城推进。我因三江口离城仅三四十华里，事态紧急，立即召集职员，着手应变准备，拟暂移转至平水镇，再作计较。一切准备就绪，已在下午六时许，总务科长田宿宇说，税局转移，照省令必须与就地专员公署联络。我就以电话与三区专员邢震南接洽，讴邢震南说，三江口敌人仅一百余，系试探性质，已派自卫队会同钱江右地指挥部分头堵截，今夜万无问题，城内各机关银行，均无移动，希望不要慌张，如果确有必要，当负责通知云云。我接了这个电话，倒弄得进退两难。职员们认为专员兼保安司令，是就地的最高军政机构，情报当然比我们灵通，既然他叫我们不必移动，自然没有这个必要，而且今晚“八六剧团”开演《雷雨》，他们是驻军八十六军的剧团，如果局势的确紧张，也不会开演，我们何必急急，反而给别人讥笑说我们慌张怕死。我心里还不放心，再向营业税局，葵酒税局，中国、交通、地方三银行，以电话探询情况，都说专员指示，今晚不动，并邀我去看《雷雨》，于是决定不走，待明天拂晓再说。讵(jù，表示反问，相当于“岂”“哪里”)是夜一时许，闻远处稀疏枪声，我即电专署询问，而电话始终不清。职员孙晟谟、沈元臣、傅乃振、张增济四人，出外探看，适遇敌人，均被逮捕。局中同事仑皇各自逃生，部分匿居近邻箔庄内，胆大的从局后越墙出走。我和陈亦清、王仲燮等，穿越大有仓，匿居吕府内。次日微明，雇破篷大船一只，拟由西小路向新开城河冲出去。下船后，撑行不及五十步，即遇日兵四人，由西小路迎面而来，一人执手提机枪，三人持三八式步枪。我远远望见执手提机枪的日兵，在路旁茅厕边跪下，作预备射击姿势，深恐万一被其扫射，则一船大少三十多人，均将遭其毒手，因此跳上船头，夺过船夫撑竿，将船迅速靠岸，跨上岸去。此时持步枪的三个日兵，将刺刀对准我的胸膛，我心脏虽急剧跳动，但竭力镇定。一个日兵问道“什么？什么？”我回答说：“老百姓逃难。”他说：“去，去，去。”这时跪下的日兵已起立了，他们继续向前巡逻。我跳下船以后，立即和大家商量，是否仍冲出去，大家认为这样出去太危险，决定仍折回吕府，再作计较。因吕府内房子很多，互相连通，我对里面路道很熟，群众关系也好，倘遇万一，尽有脱身可能。我们回吕府后，即派人出外探询情况，作出城打算，方知专员邢震南于凌晨一时许，率少数卫士，由偏门逃出，慌忙得连专署和区保安司令部的关防都没有带出，日寇把两颗关防挂在专署门口示众。县长邓切有的说已被日兵打死，有的说已由五云门逃走，警察系于晚十二时许蜂拥出城，向平水方向去,国军亦于此时撤退。各城门日兵防守情况，以西郭门为最宽，我们因吕府接近西郭，决定走西郭路线出城。不久职员唐振民亦寻来，据云局中已有日兵来过，彼等系越墙而出，绕小巷而来。我们就一方面设法与住在西郭的亲友联系，托他们留心西郭敌人的防守情况，以便相机出城；一方面设法了解失散同事情况。上午十时许，孙晟谟、傅乃振二人寻来，据说他俩和沈元臣、张增济，被日兵逮捕押解到西郭门口的茶店内。他们到时店内已关有二十余人，以后陆续关进来的，还有三四十人，店旁公路上坐有被俘虏的专署自卫队百人左右。不久日兵即将仔虏的自卫队全部带走，然后把他们押送至水澄巷中国银行内，关在传达室里，派一嘉兴县的伪警察看守。这个伪警察还有一点中国人气味，告诉被押的人说，此地是特务机关，你们到这里来，性命没有关系。孙晟谟等四人就设法和他攀谈，据这个伪警说，这次来绍，日本兵只有几十人，此外都是各县调来的警察。还有约三百个便衣队，是一礼拜前潜入绍兴的。原来我们还要迟几天来，因为住在越宫饭店的部分便衣队，前几天给你们的军警稽查队查出了枪械，虽则当时被他们冒充国军，朦混过去，日本人深怕机密泄漏，所以提早前来。并说便衣队于昨天下午六时许已占领电灯公司，八时许占领电话公司，可是你们一点没有知道。不久即有警察来叫孙等四人进去，一个日本军官操着流利的上海话，请他们在沙发上坐，并自我介绍，说他叫北岛，东京人，在上海多年。最后说出要他们组织维持会。他们就慌说都是箔庄的小职员，组织维持会要有声望的人才好，几个小店员，没有号召力量。北岛就叫孙晟谟和傅乃振两人出来，去找商会会长和几个同业公会的主席，并发给他们通行证。他俩出来后，途中遇到本局职员李越夫，知道大家在吕府里，因此寻来，和大家商量一个脱身之计。因北岛限他们下午三时回去，且有沈元臣和张增济作质，一定要准时返回。我因为孙、傅二人有了通行证，行动便利，所以要他们立即出去了解外面情况，并探询失散同人下落。他俩到中午回来，得悉西郭与偏门之间，敌人防范最疏，实为出城的最好路线，并说昨天夜里有七八个日本兵窜入局内喝酒，其中一个醉卧在里面，别的都出去了，第二批日兵又来了，先在门口用机枪向内扫射，击死了里面醉卧的日兵。待进内检查，发现了这个打死的日兵，认为是给中国兵打死的，立即向四邻搜捕，结果捕去本局同仁邱成梓、王纫庭、石三宝、徐翁旦、储慎和邻居十八人，关押在龙山上日本驻军营内，路上有人看到被捕的人沿途遭日兵任意毒打，有几位已经满面流血，行动都不便了。大家听了这个消息，都十分惊愤，决定要留一部分人在城内，设法营救他们，但是怎样营救呢？大家都说不出办法。午餐后孙、傅二人仍回中国银行，我们继续商讨营救被捕人员的办法。正在百端焦思的时候，忽然傅明校先生的儿子来了。他告诉我们十七日晚，日兵捕去局里同事王纫庭等六人，他们箔庄里的职员，连他在内也是六人，对面过塘行的职工也被捕去六人，共十八人，解至龙山上日军驻所内关押，也没有问讯,突于今日下午一时许，全部提出到龙山背后，用机枪扫射。他因当时昏过去，先行跌倒，日寇以为都已死了，后来苏醒转来，看到大家都睡在血泊中不动，自己身上也满沾着血，以为自己已经死了，用手拧腿，觉得痛楚，才知幸兔，逃到山脚下一个道士家里。道士给他剃发换衣，从小路绕到家里，因为他们十八人约定，倘有一个出去，一定要给大家送信，所以他特地来告诉我们的。我们听了这个消息，都悲哀得说不出话来，对日本人真是愤恨极了，而孙晟谟等直至下午五时还没有回来，又不知吉凶祸福。到晚上七时许，孙晟谟等才相偕而回，据他们说，出去以后因时间尚早，到西郭门至大路一带跑了一圈，听说有好几个乡下人一早来城卖菜蔬，被日兵残杀，西郭大路桥头摆香烟摊的女人，被敌寇强奸，还有日兵三五成群，敲门搜查，找花姑娘，抢劫物件，直到准三点钟，才回中国银行看北岛，把编好的一套慌话告诉他说，商会会长冯虚舟，已一早出城了，箔业公会张春生去上海未回。北岛对这个回答很失望，带吓带骗要他们先把维持会筹备起来，他俩一再推拒。正在难解难分的时候，外边几个日本兵押着冯虚舟进来，北岛就跑到会客室相见，大约两小时后，北岛进来对他俩说：“好了，好了，商会会长找着了，我们明天开会，成立维持会，你们今天回去，明天一道来开会好了。”他俩推说店里复业需人，要求叫沈元臣、张增济一同回去。北岛也答应了。回来途中，看见几个日本兵把一个老百姓从水澄桥上丢下河里去，因此不敢走大街，改从小巷套远路回来，所以迟了。晚上我们大家商议，认为这次日军到绍的兵力不多，各城门防守也不十分严紧，我们必须争取及早出城，遂决定明日（18日）早晨，职员先走，家属迟一天再走，连夜作好出城准备。18日早晨4时许，东方现鱼肚白色，我们十余人，越过西郭田畈，由倒洋桥出城。这时候大雾迷漫，天好像有意给我们作掩护。我们出城后，雇脚划船绕道下方桥至皇甫庄午餐，即转移至潭头。第二天，职员家属也都出来了，据说他们出城时，为龙山上的日寇望见，用机枪扫射，幸而没有伤人。我们到了潭头，休息了几天，知道附近东关镇和陶堰镇已有日兵，正在拉夫征料建筑堡垒，因此决定穿过泾口白塔移转至长塘，以便前往黄坛，惟探得泾口白塔，时有敌人小汽船巡逻，只有在凌晨二三时，是一个空档，可以安全穿越。我们就在村民的协助下，安全地到达长塘，并派人与嵊县办事处联系，一面派孙晟谟赴省报告被陷及出城经过。在长塘时，日兵曾一度派队“扫荡”，在附近何家溇与我方便衣队激战，我们在当地村民掩护下，避入山厂，虽受虚警，尚无损失。过了几天，去嵊县办事处的人回来，知嵊县办事处全部被敌机炸毁，幸未伤人，职员现寄居乡间，于是决定前往黄坛，再转嵊县，向厅请示决定行止。我们于五月三日到达黄坛，此时绍兴机关，多在那里，职工们寄居民家，流离颠沛之状笔难尽述。资料来源：《绍兴文史资料》第九辑—抗战八年在绍兴(1995年6月)